校车事故背后 管理与监管令人失望

 

这是一个谁都不忍心看到、不愿意发生的悲剧。一辆严重超载的幼儿园校车，撞上了大翻斗运煤货车，导致20人死亡，44人受伤。这起事故发生在11月16日上午，地点是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下沟砖厂门口。

 

在中国的道路上，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但少有事故会让人感到如此揪心。因为那都是小孩，幼儿园的学生。年幼的生命，刚刚出发不远，就走到了终点。人同此心，想一想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失去孩子的痛苦，真是难以言表。

 

什么时候，可以彻底清理这些危险的校车？什么时候，可以为那些基层的学校学生配套安全一点的校车？——这是昨天甘肃正宁车祸发生后，我们必须回答和正视的问题。那满载着一个个蓬勃生命的校车，除了用“危险”来形容，还能想到更恰切的词汇吗？危险的校车每天奔跑在孩子上学或回家的路上，事故的隐患也藏匿在这些路途中。

 

让人更揪心的是，严重的校车交通事故近几年间已经发生过多起。在湖南衡南、吉林公主岭、河北迁安，以及广西武鸣等地，主要因为校车严重超载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实难一一细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去年底就曾表示，目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生安全事故意外伤亡的最主要“杀手”。

 

这样的“杀手”是如何“练”成的？原因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校车本身虽然合规，但超载问题严重，大大降低了安全性；二是合规校车数量跟不上需求，使得“黑校车”应运而生，在利益的驱动下，“黑校车”的超载问题，更是相当普遍。由各种报废车、拼装车、农用车等改造成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黑校车”，危害着众多孩子的生命安全。

 

透过这两个原因，可以发现，其一，在校车问题上，校车的管理与部门的监管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其二，鉴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分配，“黑校车”问题有着深刻的宏大社会背景。有心者其实也不难看出，近年来出现严重校车交通事故的地方，往往都是中西部，往往都是小地方，比如农村和小城镇等。

 

从制度建设来看，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小学生校车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已于去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明确规定了校车的一般要求、上部结构强度、坐椅、护板、出口等12个方面“全面规范”的校车安全标准。

 

不过，这个标准只是针对小学生校车给出了硬件要求，幼儿园校车缺少相应规定。更重要的是，这个硬件标准无法对超载，乃至严重超载问题有任何的约束力。一旦幼儿园管理者、司机等行为主体不负责任，随意超载孩子，即便是一辆合规的校车，而非“黑校车”，也禁不住严重超载之祸。严重超载对安全性的损害，不言而喻。

 

在甘肃的车祸发生后，网上即有人开始呼吁，应该为校车立法。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值得立法机构与教育机构等相关部门一起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危险的校车”可以大大减少呢？相关教育机构、驾驶人员，以及“黑校车”车主等交通参与者的行为，都应有明晰的制度来约束。而对严重超载问题监管不力的部门，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中西部乡村与小城镇的“黑校车”问题，在撤乡并镇的改革背景下，在“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的情形下，显得极其刺眼。基础教育经费的短缺，基本公共服务的难以均等化，在广大农村、小城镇已经造成了诸多的困难，校车数量的严重不足，只是其中的一个极其具体的问题而已。正规校车的不足与“黑校车”找到所谓的“商机”，有着正相关关系。

 

无疑，甘肃正宁的悲剧不能再重演，这样的悲剧已经演得太多太多。不要以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个很大的话题，不要以为经费的解决总是那么艰难——少一幢巍峨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少一辆招摇惹眼的特权公车，多添置一辆安全校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