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形势太紧迫 周洪宇急迫变尖锐

 

周洪宇当了两届人大代表，也得了很多绰号“周免费”、“周大炮”、“倔教授”……

 

他曾连续六年，上书“两会”建议义务教育免费，直到建议得以实现；甘肃校车事故后，他第一时间召集学者和律师起草《校车安全条例建议》，“挑战”国务院法制办。

 

“我从不认为我很尖锐，我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种胡乱放炮。恰好相反，好多人认为我很有亲和力。”周洪宇虽“放炮”，但绝不“放大炮”，只因曾学历史的他，研究的是陶行知懂得处事宜中庸之道。“我基本上不会发出过于刺耳的声音。我是去谈问题的，即使到了该‘放炮’的时候，我还是会让这个‘炮’打得回来。”

 

周洪宇的意思便是，敢于提意见，就要敢于听取意见；勇于冒想法，就要勇于付诸行动。

 

我不是胡乱放炮 是想和政府切磋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幼儿园发生校车事故，14名幼儿和1名老师当场死亡。校车安全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周洪宇一听到甘肃校车出事的新闻，心里猛地一紧，“太紧迫了！很多事情不幸被言中。”

 

早在去年“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周洪宇就提到了2010年底，那场14人遇难6人重伤的湖南衡南校车事故，当时他甚至直接放话，“校车安全问题已经到了非得高度重视、非得解决不可的程度了”。

 

然而过不了一阵子，舆论对校车的关注渐渐淡漠，没有人大声疾呼，没有人就此继续深思。

 

“每次都要出现血的教训，牺牲了无辜的生命才会得到重视。这样的觉悟太晚了。”周洪宇惋惜道。

 

甘肃事故后的第四天，他开始打电话给武汉市的几个专家，考虑在今年“两会”上提出《校车运行安全管理条例》。

 

然而，这个“研究小分队”才开展工作不到一周，温总理就在第五次妇女儿童会上讲话，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一听这个消息，专家们不淡定了，“周主任，我们还要不要搞下去啊？再搞下去也无用功，我们还能超得过法制办不成？”

 

此时的周洪宇很坚定，“恰恰更应该搞！根据我做代表九年的经历，政府有政府的角度，代表有代表的角度。况且政府未必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之间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周洪宇认为，政府或许一开始考虑地很全面，可到了部门之间的磨合期，很多全面的东西都会不小心被抹掉。于是，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公开“叫板”，和法制办比速度、比立法、比严谨。

 

“作为代表，我们不要有顾虑。就算政府考虑周全了，不等于代表没有某个可取的方面。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民间的角度历来很重要。”他反问道，我们立法为什么要公正？为什么要听证？为什么征求意见？就是为了把大家的智慧吸进来，“既然我倡议了，就不能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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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上了历史的好时候

 

小时候周洪宇家住武汉胜利街老城区，在长春街读书。“因为就住在学校隔壁，为了少走路，我翻墙入学，每天听到学校打铃就开始翻墙。先是在墙上打个洞，被学校发现后就封了，以防我们再翻墙。”

 

1976年周洪宇高中毕业，下农村去了湖北荆门姚河公社的新华大队，那时他每天要走几百米山路，下到山地里去劳动。那时，周洪宇有了第一个职业梦想当农村教师。

 

“村子的小河对面是西和中学，一排房子、校舍和篮球场。直观的感受就是，一个小沟翻过去，很近。我想啊，到对面的中学当初中老师就好了。”

 

文革后恢复高考，周洪宇赶上了历史的好时候，“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就不能参加高考”。

 

大学里周洪宇学的是历史专业，这样的教育背景使他看待问题总是有一种历史感，“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们这一代赶上了，那么好的改革开放大环境……如果没有温总理这届的亲民务实，我们提这些建议都没有用。”

 

后来，他阴差阳错地进了教育学院，开始了对陶行知的研究。“陶行知最初也就是安徽的一个农村孩子，他不是天上的神仙，但是他创造了多大的事业，给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

 

“顺应历史的潮流，摆正态度，自然而然你就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说不准，还能做出些贡献来。”

 

当代表要讲智慧 提建议要讲究时机

 

2003年，周洪宇当上了人大代表，此后便是连任两届。

 

“我们中国的人大代表都是兼职的。什么叫人大代表？代表首先应该立足于本职岗位，然后再结合工作，开展调研，了解民情。如果哪个代表说，我专为准备‘两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那说明他把本职工作给丢了，肯定会被领导批评。”周洪宇举例说，“比如我在‘两会’会前抽一天的时间去黄平岗进行校车专题调研，这是规定动作之外的自选动作，但是我不会天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他认为，文人应该大气，处事宜中庸，做事应用心。在工作当中“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每件事情争取做好做实，做出自己的特点。

 

也正是这样的价值观，一直支撑着他“执拗”地推动教育事业的进步。2011年两会，周洪宇已经提出了有关“校车”的议案，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事故频发之后，才又被讨论了起来。

 

“国外免费教育制度、校车制度的形成都有一个长期过程。校车在美国已经是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去年才提出来，今年还没有启动，你指望我们一年内把一百年的历程都走完，这不可能。”周洪宇承认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认为不能因为中国达不到美国的水平就不去做。

 

周洪宇曾算过一笔帐，搞义务教育免费需要一千多亿，仅是农村也要875亿，这么大一笔钱，现在还搞不了。那怎么办？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只要200个亿，实在不行就先从贫困县推到农村，再推到全国。有了这个经验，后来提校车问题也是一样的方法。他说：“当代表、讲智慧，就是要考虑适当的时机、对适当的人分步骤，不要一下子把你的方案拿出来。”

 

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如何应对媒体舆论的评价，周洪宇有自己的五项原则：一是热情，二是勇气，三是执着，四是理性，五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