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校车服务埋单？

 

“11·16”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事发已近一月，校车制度建设步伐终有阶段性成果。温家宝总理要求一个月内制订《校车安全条例》的许诺并未落空。12月11日，《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草案”）全文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这部因突发事故而生的《校车安全条例》，从一开始便特事特办，流程加速。不少人担心立法质量，但就目前发布的文本来看，“草案”中不少内容可圈可点，对诸多细节均有考虑。不过，要让条例真正有生命力，关键是明确校车投入分担机制。

 

此次“草案”明确，校车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接送幼儿、小学生的应是标准更高的专用校车；校车服务提供模式做出多选项，可学校自行提供、由有资质的公交、出租车企业提供，或政府专门设立校车公司提供。

 

同时，模仿西方国家，建立起校车优先的种种要求；要求必须配备随车照管人员，对幼儿、小学生，照管人员要与家长对接；对校车司机有更高资质要求，并建立起准入制度；“草案”也明确了校车和司机准入上，不同部门的职责与审批程序，并设定了问责机制。

 

不过，要建立这一套安全的校车运行规则，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回答，那便是谁来为校车服务埋单。

 

对此，“草案”明确，“国家通过财政资助、税收优惠、鼓励社会捐赠等，支持使用校车接送学生的服务”。支持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金，则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显然，这一模棱两可的表述，与此前公众把校车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财政埋单的呼吁，还有一定差距。事实上，各级政府到底负担多大的投入责任，中央与地方责任如何分担，“草案”均无原则性的规定，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此前的讨论来看，对校车服务是家长的职责还是纳税人的义务，公众似乎并不十分在意。较之公共财政支付官员奢华出行消费而言，纳税人显然更愿意把自己所纳的税用于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不过，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者、民间机构，对当前中国校车的需求量以及对应的资金需求，都缺乏具体的测算和估计。财政的钱到底够不够购买校车服务，各方多限于主观臆断。这也是建立校车投入分担机制的最大制约。

 

不过，公开的财政收支信息，乃是公共资源分配的基础。只有各级政府提供更为清晰、更为具体的“三公消费”支出，公开所有的教育支出账本，才能有效回应公众“停公车买校车”的呼吁，才能真正提高财政资源使用的效率。

 

目前，中国基础教育投入主要靠县级及以下政府，政府的学前教育投资更少。当前，西部地区比较穷，预计很难由政府提供高标准、广覆盖的校车服务。不少学者担心，地方政府会不会因投入在少数地区和学校试点，而能参与试点的，往往又是一些特权学校。

 

目前，最需要校车服务的，是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家长购买力低下，基层财政相对短缺，需要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学校的转移支付。目前看，如何让校车财政补贴真正用到孩子身上，还需进一步的讨论和测算。

 

“草案”明确，校车服务的具体办法由各地政府制定。目前，因压力型体制而加速的校车安全规则的制定，因涉及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地方政府更应开门立法，广纳民意，以确保中国学童尽早坐上“安全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