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与提高车辆排放标准

 

在笔者看来，现在国家快速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特别是重型车排放标准，类似于解放前的“新生活运动”。

 

20世纪30年代，宋美龄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讲究卫生。为此，宋美龄还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妇女新生活运动队”，每个机关成立一队，负责检查各地区环境的清洁与卫生。

 

宋美龄为了不遗余力地推行“新生活运动”，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满足了她的成就感。但这项运动最后无果而终。冯玉祥评价这场运动说：“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有书这样总结：“尽人皆知，当时的中国战争连年不断，再加上饥荒和洪水旱灾，人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如果只是做到了生活卫生习惯，不用袖子擦鼻涕，不在街上撒尿，或者不贪污受贿，生活和思想就会得到改善，只是一种空想。像运动所提倡的一些卫生知识，劳动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已经掌握，只是在过度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其生活方式无法达到宋美龄大谈的高度文明的要求而已。”

 

在笔者看来，现在国家快速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特别是重型车排放标准，类似于新的一场新生活运动。当前，国家的污染程度的确是相当严重，无数河流湖泊，严重污染；我们的食品安全，难以保证；大量的拆迁、开矿、植被和生态都被大量破坏，沙尘暴、泥石流、干旱和洪涝都频频发生。

 

然后，这些对环境和我们生存的最大威胁没有得到强力解决，却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了提高机动车排放上。如果，对于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提高排放标准，有利于提高城市空气质量的话，那么对于很少在大城市出现的中重型柴油车，提高排放标准又是为了改善什么呢？一般大中型城市都不允许中重型柴油车进城，很多车辆不但不进城，就连公路也很少上，他们的很多作业场所都是在矿山、隧道、铁路、高速公路等远离城市和乡村的地方。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排放标准，要让中国的商用车排放在十年时间就赶上国外几十年走过的路。更为可笑的是，我国的油品还远远不能满足相应的排放要求。中重型柴油车的国三排放早在2008年7月1日就在全国强制实施，油品质量却连在2011年7月1日之前达到国三强制标准都做不到。

 

如果说油品不能达到很高品质是中国国情的话，那么机动车排放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中国国情呢？

 

油品差可能导致的后果，笔者在这里仅引一点：“为了满足更高的排放，现在的发动机内部更加精密，尤其像喷油器等部件喷油嘴更加精密，这也对燃油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含有水或者杂质的劣质柴油，将会对发动机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坏。”“灰尘或杂质会加快精密偶件的磨损，不符合标准的柴油容易燃烧不充分，造成发动机功率不足。劣质柴油的含硫量较高，经燃烧后将生成过多酸性腐蚀物，并且含硫高的柴油燃烧后，会生成硬质积炭，擦伤缸壁，增加机械磨损。对于采用共轨系统的柴油机而言，柴油中含有水也会造成喷油器的过快磨损。”“劣质柴油容易是发动机不正常燃烧，产生积炭，造成腐蚀磨损等现象。” 正因为很多地区的柴油油品达不到标准，才导致了很多国三排放的车辆出现发动机故障或者油耗升高的现在，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很多用户铤而走险，购买违反国家排放标准的国二车辆。

由于油品造成发动机故障，谁来买单？这笔损失也许不让石化部门来出，不让环保部门来赔偿，但是终归是要我们老百姓来支付的，终归也是消耗了我们的资源。再考虑到绝大部分中重型柴油车是在荒郊野外工作，那么提高排放对国家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远赶不上运营者为此支付的高购买成本和运营成本。

 

也许正像新生活运动实施时的背景，宋美龄当初大力倡导新生活运动，就是想老百姓生活的更加健康，环境更加清洁，并且不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岂不知，当时老百姓快连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或者功夫去管清洁问题。假如有能力有时间，谁会不让自己的家干净点呢？

 

宋美龄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不考虑中国国情，没有抓住中国当时的基本矛盾，她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只能沦于失败的命运，不管她为其付出多大心血和努力，都不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幸福。假如环保部门，不考虑中国当前在环保方面最基本的矛盾，一味跟随国外提高机动车，特别是很少在大城市出现的中重型卡车的排放标准，那么非但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造成民怨沸腾。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源一定是稀缺的，假如可以把提高中重型柴油车排放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用到治理江河、土地污染，也许给国民带来的功效远远强于把中重型柴油车的排放提到国三或者国四排放。

 

作为主管部门，如果不考虑中国国情和政策实施的成本，那么即使做到了排放快速升级，那也只会是好大喜功。比如，中国铁路的大提速，这个以提高票价，也就是提高老百姓的出行成本为代价的“科技进步”只能是沽名钓誉，不可能是社会的真正进步。政策执行者可以利用权力来发动任何“新”的运动，但历史终究会证明，这个政策究竟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究竟是为老百姓谋了福利还是增加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