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性规划出台 “帝都”减负难在哪？

 

在这种情形下，“逃离北京”很多时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除非，吸引人们来到北京的“诱饵”自身逃离了北京。

 

张敏表示，北京聚集着大量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由此聚集了大量精英人才。聚集产生需求，“这就会带来大量的服务业人群，而服务业人群也要吃饭，也要买衣服等，这就又吸引来了大量的低端产业。”

 

张敏表示，要控制人口，并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疏散低端产业，而应该把造成聚集的源头分解一部分。源头在哪儿？就集中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

 

但是，问题在于，分解哪一部分呢？

 

“政治等职能分解可能会比较麻烦，但经济上一些职能可以考虑，比如一些央企总部可以迁到其他城市去。” 张敏说。而政治职能分解困难这一点，从保定的“政治副中心”的传言很快被否定得以印证。

 

另一个可以印证的事实是，早在2010年，北京辖区内的通州新城建设就已启动。2012年6月29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指出，要将通州新城打造成北京的副中心。在新城区域内，为北京市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及在京的中央部委直属研究机构预留了一块办公楼建设用地，总占地面积为3平方公里。

 

但直到目前，北京市政府仍然没有搬去通州。与此同时，通州却越来越与北京市区连成一片，作为副中心的通州新城尚未完全建成，就已经不再适应首都经济圈的未来发展需要了。通州没能成为“副中心”，只是和河北的兄弟城市一样，房价又借此噱头上涨了一段。

 

将整个中国的政治资源往保定搬迁，与北京市政府搬迁到通州的困难比起来，只会更大。

 

那么，政治资源搬不动的情况下，能否实现如张敏所说的分解经济功能，将央企总部搬迁到保定等周边城市呢？这一难度仍然不小，首钢的搬迁可作为例子，这一搬迁耗费了5年时间。

 

而离开熟悉城市，跟着公司搬去往陌生的城市，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员工都不会心甘情愿，例如三一集团总部从长沙向北京搬迁就并未实质性实现。更何况是从北京搬往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差很远的城市，势必将遭遇来自央企内部的阻力。

 

黄艳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控制人口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功能、疏解功能，怎么把城市功能疏解到周边，怎么把周边的教育、医疗“谷底”往上涨，是一个长期工作，需要系统来做。

 

周边城市：改变“灯下黑”

 

尽管将哪些功能分解过来，是否又真的可以分解等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出于求发展的热情，在北京市准备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疏散部分城市功能之时，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已在摩拳擦掌。

 

3月18日，河北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研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之策。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定调，立足于为首都分忧、为京津服务、让河北受益，坚决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在“协同”上下功夫，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

 

河北省保定、廊坊等市已经着手部署如何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准备部分产业和部门搬迁,而天津市也早已草拟了一份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方案。

 

专家们则提醒这些城市，对于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对腾讯财经表示，北京周边城市的“灯下黑”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区划行政不对等，另一方面还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北京和天津在建国前就已经拥有了特大城市的特征。”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则认为基础设施的原因更为根本，“为什么老说北京周边城市发展有压力，有体制上、政策上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受到基础设施的障碍。包括原来提到的河北的货运的外环线都没有形成，既影响了北京，可能也影响了周边的一些地区。”

 

张敏说，要改变“灯下黑”的境况，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还要练好内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北京的产业吸引过去。

 

王金营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优势来了不能想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保定要有清晰的产业一体化思路，还要在软件上练好内功，经济手段和服务意识都要用上。”

 

“但引进产业并是不所有的都要引进。”王金营谈道，“京津附近的地级市，需要有清晰的发展思路，有方向才有聚集效应，来带动整体的发展。”他举例，保定作为地级市，拥有大大小小的高等教育院校十几所，“这就是保定的特色，发展教育的环境上其他地级市无法比拟，你像廊坊大学城，本身不是自然形成的，环境和软件就会限制它的发展。”

 

王金营还表示，地方政府要把引进人才战略落实到行动上去，“最重要的不是留住产业，而是留住人才。

 

这一次，但愿正“摩拳擦掌”的保定廊坊的官员们，可以像当地的房产中介一样，不会再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