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破题之问：行政驱动or市场决定？

 

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京津冀再次开始了一体化进程。

 

今年两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专题座谈会上，强调了京津双城联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因为意义重大，这一战略也随之上升为国家战略。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重启，将此前的多种构想进行了升级。

 

不过，从现实操作层面，多位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何协调公共政策

 

在上述的座谈会上，习近平认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要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

 

这其中，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是主要方向。最终实现的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不过，回顾区域发展历史，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概念，早年已有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京津冀的区域合作，早期以经济技术协作为主要内容。上世纪70年代，在中心城市发展规律和中央计划指令下，直接导致了京津城市周围生产要素的集中，结果是，河北错失一些本来按经济规律和城市功能应投入的资金和项目。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区域合作主要围绕区域自然资源展开，并且是在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强制手段下进行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

 

改革开放后，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地方割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得到高层认可。80年代，京津冀晋蒙五省市成立第一个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

 

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研究员马海龙认为，这样的合作在当时促进物资协作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轨，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减弱，市场主导的区域合作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区域合作长期陷入低潮。

 

随后，围绕京津冀的概念层出不穷，但是“一省、两市、三个行政区”的格局尚未发生改变，多年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上，始终各自为政，未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想破局，需要突破行政区划，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5月28日，北京市政协委员、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京津冀要想真正一体化，需要调整行政区划。最大也是最合理的调整是取消京津直辖市地位，三省市合并设立直隶省。

 

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设立直隶省无助于解决三地当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不是不作为，而是要在“行政”与“市场”之间把握好度，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推进一体化。

 

马光远对记者回应说，设立直隶省的可行性不大。当时只是举此极端例子而已。因为当前京津冀一体化所面临的最大现实障碍源于行政体制。三地间的公共政策差距太大。比如，养老、医疗、交通、教育等。

 

市场定位论

 

作为中国早期行政区划，直隶省意指京师之地。明朝永乐初年，分设南北直隶，分别指南京、北京地区。清朝初年，南直隶改称江南省，北直隶改称直隶省，辖境依旧。区域包括，京津二市，冀省大部和鲁豫的小部分地区。

 

“保定”之名起自元朝，寓意“保卫大都，安定天下”。最初出现城镇时，保定即是作为战备城市出现。清朝，保定为直隶省会，是直隶总督驻地。1949年，河北建省。省会却几经变迁，1968年定为石家庄。

 

其中，1958年2月，天津划归河北。此前，天津是中央直辖市。随后，河北省会迁往天津。1967年1月，天津恢复直辖市。前一年，河北省会返迁保定。1968年，开始迁往石家庄。

 

随着环境变迁，尽管政策反复，但是京津冀地缘接近的现实没有改变。多年来，政治地位的不对等，行政区划的独立，再加上始终不能找到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自然无法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更遑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