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有“从政背景”

 

如果不是3位“重量级”省部级高官扎堆担任同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退休官员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事情恐怕也不会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关注。

 

根据中国重汽8月14日发布的公告，石秀诗、韩寓群、崔俊慧向公司提出，不受聘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事实上，退休高官担任独立董事绝不是个例，许多退休官员都成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座上宾”。根据同花顺 ，截至目前，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共有8076个独立董事职位，担任这些职位的约有5760人，其中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有51人，还有4000多人只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记者对上述所有独立董事的简历进行统计后发现，有2590位独立董事有“从政背景”，占比44.9%。

 

当独立董事遇上“退休官员”

 

细细梳理这些独立董事的履历，从职业来看集中于律师、会计、行业协会负责人、政府部门退休官员、大学教授、银行退休管理者等。

 

上述所指的“从政背景”主要是指独立董事曾任或现任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经历，也包括有关行业协会负责人或政府有关部门决策顾问，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但并不包括大学及研究机构有关部门负责人，也不包括各银行高管。

 

记者统计发现，独立董事在任或曾任的政府部门，多为审计、税务、财政、法院、信访、人事等。

 

在有“从政背景”的独立董事中，省部级退休官员有30多名，当过“市长”的独立董事有100多人，有“处长”经历的720多人。尽管“从政背景”没有把银行高管计算在内，但100多名当过各银行“行长”(包括各分行/支行)的独立董事，还是令人印象深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雏鹰农牧集团股份公司和北辰实业股份公司独立董事甘培忠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分析，公务员退休后在有国企背景的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是难以避免的，这种现象的确很普遍。

 

“国企管理体制和时下的政府官员制度存在人事替代机制和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传承，引导国企追星般地追官，官员扮演协助争取市场机会和政府资源以及保护伞的角色。官员曾经的任职经历和人脉关系、社会声望构筑了退休后被聘请为公司顾问甚至独立董事的平台。”甘培忠说。

 

甘培忠认为，独立董事是社会化的职业，担任独立董事不受公务员退休年龄限制。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因为央企老总遴选任命和政府官员任职机制类似，央企高管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官有时常常轮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如董事长、总经理等存在退休年龄的制约，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退休后不可能继任国企的这类职务，而担任独立董事则不在此限。因此，一些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就打起了擦边球。

 

担任新希望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王璞却感觉这可能是“现实要求企业需要这样的人”，因为公司上市需要政府审批，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也需要和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因此这些企业邀请一些素质高的退休公务员无可厚非，但前提一定要合法合规。

 

这种现象在国外也比较常见，美国非上市公司Safety First Medical独立董事冼大卫向记者介绍，美国法律同样规定在职官员不容许到企业任职，但离职后并不约束此类行为。美国与国内不同的是，“游说”是一种合法合规的行为。其中，对于政府购买较多或监管较严的企业，例如能源、武器、药品等，企业很愿意邀请前政府官员做高管、说客或董事；依赖科技创新和自由市场竞争的企业，更愿意请大学教授、知名企业家、专业人士做董事。

 

盛大游戏原CEO兼董事、禹容网络创始人兼CEO李瑜，也担任过企业的独立董事。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独立董事有“从政背景”的话，对企业发展来说、特别是与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能起到正面作用。

 

会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负能量？

 

为什么这些具有“从政背景”的人如此受上市公司青睐？

 

“人情资源！”甘培忠认为这是企业聘请退休官员的一种重要因素。一些上市公司特地把独立董事的位子留给退休官员，“有时候需要老领导打一个电话疏通关系”， 希望借退休高官的“人脉资源”在经营中打通各种市场经络，拓宽产品和服务市场；也有可能是为了“壮门面”，以此提升企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和专家相对理性的分析不同，在退休官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新闻事件中，公众的态度几乎是批评声“一边倒”。甘培忠认为公众担忧的是企业不去“追市场而是追权力”，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使用“暗箱操作”，寄希望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搞定交易，这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是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