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成本是伪命题 最后一公里令价格翻番

从农民种菜到消费者买菜，要经过多少环节？又是哪些环节将蔬菜价格推至高位？

记者调查发现，菜价不断上涨主要缘于“最后一公里”，而其他环节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解决菜价上涨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因为其中存在深刻的体制性、政策性原因。否则，很可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时会出现价格反弹。

冗长的流通环节

流通成本增加是推动蔬菜价格高企的长期因素，中国蔬菜在流通环节的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至3倍。农产品流通成本高，首先在于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流通环节的冗长。而专家表示，最关键的“增长点”在“最后一公里”。

8月初，装好车的小王又开始了北京之行，这次他又是超载上路。核定10吨的货车，小王每次都是装上15吨再上路，“现在批发农产品没有过去挣钱了，各项成本都在上升，如果不超载只能是亏损。”来自内蒙古的商人小王告诉记者。

小王最近在做批发葵花籽的买卖，从内蒙古批发葵花籽到北京新发地。他说，他以每斤3.5元到3.7元左右价格从当地农民手中收上来，经过装袋费、包装费、运输费等费用后，每斤葵花籽的价格已经是4.05元左右了。“而离北京越近，这价格也就涨得越高、越快。”

从内蒙古到北京，途经陕西、河北两省，共820公里左右。这一路过来，小王一共交了8次罚款，在内蒙古、陕西、河北分别交两次，每次200元，进北京后，一次交200元，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500元。“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了，所以每次都得超载上路，否则本都回不来。”

据了解，在北京一些零售市场，葵花籽每斤被卖到了8元到10元。

从3.5元陡然增到8元多，其中的差价哪来的？小王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这钱是在运输过程中涨起来的，其实不然。小王给记者讲了他和合伙人批发蔬菜生意的例子。

五六月份的时候小王批发过蔬菜，每天把菜从菜农手里收上来，然后运到北京，批给北京的二级批发商。批发菜椒，一斤1.2元左右收上来，经过装袋、包装后运往北京。如果“把装袋费、包装费、运输费摊到菜上，一斤菜能合到两毛多钱”。也就是说，在到北京前，这些菜的成本已经达到了每斤1.5元左右。

当天傍晚，这批菜椒被运到北京大羊坊蔬菜批发市场。小王说，到了北京后，由他的合伙人以每斤1.5元左右的价格把菜椒批给北京的二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再在每斤菜上加1角钱，以每斤1.6元左右的价格卖给零售菜贩。

据小王介绍，在各销售市场，菜椒的价格当时在每斤3元到3.5元左右。蔬菜从地头到菜市场，在经过经纪人、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蔬菜零售商四个环节后，价格增到3元多。

很显然，在最后一个环节，菜椒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这其中较大的利润都被批发市场赚了。”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马晓春告诉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韩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构成比较复杂，物流成本占到农产品成本一定比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高地价造成的高房价、高房价导致的批发商承受的高额摊位费、租房费及其他生活成本转嫁到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其次是，高燃油价与远距离配送转嫁的高运输成本，高燃油价使得运输成本水涨船高，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物流都是远距离输送，距离的长短决定了运输成本的高低，距离越远配送成本越高；最后是，高额的超市终端入场费转嫁的流通成本，即通常所说的“最后一公里”是农产品运输的老问题，对农产品搞物流成本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结果导致两个终端市场的“极度不平衡”：消费者购买高价农产品，广大分散的小规模菜农只能出售低价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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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探索新模式

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曾说，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农业及农产品领域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的下一个热点。事实也的确如此。

那么，如何更好地优化蔬菜流通体系？同时更好地降低流通成本，现在来看农超对接已是普遍在尝试的做法。但也有专家提出不同看法。

“中国现在的农产品流通形式是买全国、卖全国，这在其他国家基本上是难以想象的。”马晓春告诉记者，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农协（或农会）组织生产、销售，对于农产品流通起始点就降低了农产品收购成本额，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农产品流通冷链体系，流通过程中的损耗极低，这就降低了折损费。他说，完备的物流体系也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极大地降低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避免了运输工具出现空跑现象。而最为突出的是，批发市场又是财政支持下公益性的市场，因此不存在加价行为。

马晓春认为，改善当前这种状况，至少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鼓励农民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一方面提高农户产能，另一方面增加农户销售时的话语权；财政支持，做强做大国有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建立农产品流通企业与农民合作组织产销机制；财政支持，逐步发挥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功能。

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商务参赞王选庆此前表示，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城市配送体系非常重要，当然这是一项比较系统的工程，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需要规模化的经营。比如通过农超对接，或者建立标准化的菜市场，一些大的零售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从总体上改变了这种状态。

但是在韩杨看来，通常所说的“农超对接”也并不是太理想，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韩杨说，农超对接是有条件的对接，“超市一般只会和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农业合作社对接，不会和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直接对接，而规模生产企业、合作社受区域限制，远距离不好对接。”因此，“农超对接”需要农业生产实现规模化，形成相对比较大的公司、企业或合作社与本区域内（即近距离），作为生产者与销售终端超市实现对接，减少物流成本。如果仅是目前分散式的农户生产经营，可能反而会造成价格上涨。因此，单凭“农超对接”很难降低高物流成本。

中国分散经营式的大农业生产模式，相对国外的农业生产规模不够规范、不够大，生产经营链条比较长，造成中间环节比较繁琐。韩杨说，但是从中国实际情况看，短时间内将这种小规模分散式的大农业生产集中起来不太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她建议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的种养殖；积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合作社；适度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财政支持；完善农产品流通信息渠道；积极发展农产品“短链”供应模式。

“批发、集贸市场收取高额摊位费，重要原因是政府对于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G30理事长黄海说，目前，我国大中城市的蔬菜供应，90%左右都要通过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这些市场收取的高额进场费、摊位费、交易费等，对菜价上涨有直接影响。

黄海说，借鉴国际经验，不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都把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公益性的流通基础设施，全部或大部分由政府投资建设，然后通过招标或指定企事业单位，不以赢利为目的，低收费保本经营。而我国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基本上由企业投资并经营，为了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只能采取高收费的办法。如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集团，还成了A股上市公司，更要把提高利润作为经营目的。政府要求短期降低收费完全可以，但长期执行企业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