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辉煌之车轮滚滚的陕汽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60年来，陕西的工业基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直到今天成为以装备制造业为主、门类齐全的工业大省，一代代建设者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才铸就了陕西今日的辉煌。在庆祝新中国60华诞的日子里，我们无法忘却他们的历史贡献。
1970年8月，20岁的司颖申拿着户口本跑到北京市朝阳区派出所迁户口时，户籍民警望着这个小青年一脸的不解：“怎么？要把户口迁到陕西？迁去了可就迁不回来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爽朗地回答： “迁去了就不打算迁回来了。”
就是这一句豪言，司颖申和他的800弟兄用去了39年的时间。
那是在备战备荒准备打大仗的年代，当美国驱逐舰 “马克多斯”号引发北部湾事件后，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位于中国腹地的陕西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被人们称作 “三线”地区。时年71岁的毛泽东主席曾经严肃地表示：三线建设不好， “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于是，大山掩蔽下的秦岭北麓的沟沟峪峪，开始有一些神秘的人进来勘测、选址，打破了山村里几千年的寂静。
北京汽车制造厂在这里包建一座陕西汽车制造厂，专门生产军用的重型汽车，代号为93号信箱，在北京招收了1500名青年，告别了首都大城市，怀着让毛主席睡好觉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一路高歌，浩浩荡荡地西行长安。
火车停在了一个叫做“蔡家坡”的四等小站，汽车载着这些年轻人一路南行，驶过了渭河大桥。这是在绵绵渭河上专门为了陕汽的建设而特别架设的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再南行4公里，一个名为“麦李西沟”的地方接纳了这批年轻人，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下，他们在车间里用四块砖支起了床板，打开铺盖卷，开始了陕汽的创业之路。
在当时，中国自产的军用重型越野车是零，战争文化与报效祖国的两种文化精神催生了青年的万丈豪情， “为了建三线，愿把青春献”的标语贴满了厂房和车间， “有炮无车也白搭”的理念使他们顿生急迫感和责任感。当时流传的一首打油诗很能折射出他们的胸怀，“登上五丈原，心潮逐浪翻。为了建三线，死了也心甘。”在这样胸襟的青年轰轰烈烈的建设中，1970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77寿诞的日子里，陕汽的第一辆军用重型卡车开出了车间的大门。
在其后的日子里，不断改进的陕汽重型越野车，装着5吨配重，拉着6吨重的拖载，从零下42度的东北，到零上42度的海南，从缺水的沙漠戈壁，到无路的麦地稻田，经历了苛刻的试验，它都挺住了。1974年，被正式定型为SX250型延安牌重型越野车，生产纲领年产1000辆，是唯一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的重型越野车，也是陕西唯一的重型越野车。这些用青春和汗水凝聚而成的庞然大物，就是当年的 “悍马”，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从麦李西沟开出的军用六驱重卡拉着大炮，载着弹药，穿行于炮火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青年们的报国宏愿实现了。
当青春的激情逐渐褪去的时候，强烈的思乡之情像潮水一样不可阻挡的涌了上来。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革命不彻底，盛产麦子和李子的麦李西沟的小路确实无法替代他们心中的长安大街。但回去绝非易事，就像那位户籍警说的。于是在五丈原诸葛亮庙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登上五丈原，心中更加烦。寻问诸葛亮，何时才回还。”进而由思乡又产生了怨气：“小河流水哗啦啦，厂房快盖快点塌，塌了好回家。”
他们想家了。
于是，户口没有迁来的人，有的打道回府了；户口已迁来的，有的开始四处活动要往回调了。最终，麦李西沟留下了800名青年，以后被陕汽人称为 “八百子弟兵”。当过车间青年突击队长的司颖申，就是这八百子弟兵中的一员。没有回去，并不等于他们就不想家，不想北京城，麦李西沟的厂门外，一座简陋的饭馆，被他们命名了一个豪华的名字 “西单餐厅”，在熟悉的名字中聊慰思乡之情，继续着他们在陕西的事业。
1991年，陕汽的重卡突破了1000辆大关，成为我军的主力战车。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阅兵式上，陕汽制造的重型军用越野车，组成了4个方阵，装载和牵引着火箭炮、高射炮、导弹等先进武器，在外国武官的惊呼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的检阅，展示我军的威武，“有炮无车”的年代已成为历史。电视画面传回厂里，已近中年的创业者们相拥而泣。军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的雄壮场景，也成为陕汽乃至陕西永远引以为豪的标志性画面。
在西安的幸福路陕汽西安厂区，有一个“东单餐厅”，不过它早已不是思乡的标志，而是京味文化的体现了。年近半百的八百子弟兵，除了乡音未改之外，早已和曾洒下自己青春热血的三秦大地水乳交融，成了地地道道的陕西人。一半以上的北京二代进入了陕汽的各个岗位，和他们的父辈一起，续写陕汽新的辉煌。如今的陕汽，已不是麦李西沟的干打垒，占地4000亩的商用汽车生产基地，机器人在忙碌地工作，焊花飞溅处，新型的陕汽奥龙、陕汽德龙以月产1万辆的速度一辆辆下线，以中国大吨位重卡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名衔稳执重卡牛耳，名列中国500强。即将退休的司颖申现在是董事长助理，虽然岁月已将皱纹刻上了他的额角，但眉宇之间仍显露出北京人的自信。谈及往事，他无怨无悔，因为他的青春在陕西，他的终身在陕西，他的理想和事业也在陕西，当然，更重要的，他的爱人也在陕西。
